陈侃理：海昏汉简《论语》初读——兼谈西汉中期的《论语》学
海昏汉简《论语》初读——兼谈西汉中期的《论语》学
陈侃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按】海昏汉简《论语》出土后，学者多根据“智（知）道”篇题，认定其为《汉书·艺文志》所谓的“齐《论语》”。我过去也持类似意见。不过，考虑到在简文抄写的西汉中期，《论语》学尚未形成明确的古、齐、鲁分野，恐怕不宜用后世区别三家的标准来认定海昏汉简《论语》在当时的学派属性。这篇小文参考《汉书》对西汉《论语》学发展状况的论述，与定州、平壤出土的西汉简本《论语》相比较，认为海昏《论语》可能是齐《论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文中还辨析了《先进》篇的独特异文，举例介绍《知道》篇的内容及其性质，尝试说明西汉中期《论语》传本一度吸收了其他儒家传记中记载孔门言行。
本文曾以“海昏竹简《论语》初论”为题，发表在朱凤瀚先生主编的《海昏汉简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中，小部分内容还见于《文物》2020年第6期。此次承蒙中古史中心公众号推送，恳请读者方家继续批评指正！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包含了大量西汉儒家经传抄本，从《诗》、《礼》、《春秋》到《论语》和《孝经》类文献，种类丰富，数量庞大。这样丰硕的考古收获出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汉武帝晚年到昭帝时期，宗室近亲已经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刘贺之父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所生。武帝爱母及子，十分爱护刘髆，天汉四年（前97）将他立为昌邑王，随后任命“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大儒夏侯始昌为昌邑太傅[1]，负责教导。刘髆与武帝在同年（前87）去世，刘贺继承王位，时年不过五六岁，而身边大臣中也已经有多位为世所重的儒生，如王式、龚遂、王吉等。刘贺的老师王式，是《诗经》与《春秋》穀梁学大师鲁申公的再传弟子，自称曾“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他有多位弟子后来成为五经博士。[2]刘贺受征入朝继位时的郎中令龚遂，因为通明经学而出身为官，对刘贺多有劝诫，提出在王国郎署中挑选品行端正、学通经义者为贴身侍从，时时用《诗》《书》礼仪熏陶教化。[3]昌邑中尉王吉也“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且多用《诗》《书》《春秋》劝谏[4]。刘贺入继大统时表现得举止轻佻，胸无城府，主要是因为年仅十八九岁，缺乏处世经验，脾气毛躁，而不是没有受过儒家教育。
刘贺从皇帝位上被废以后，即返回昌邑国，软禁在原来的宫殿中，直到十多年后改封为海昏侯。他迁往海昏时，身边虽不再有大儒，但携带的昌邑国旧物中还有少年时读过的儒家典籍。这些书籍在刘贺死后随葬于地下，是很自然的事。
解释了刘贺墓随葬儒书的原因后，更应该深入到书的文本结构和内容上去。现在学者对于西汉经学的了解，主要来自西汉末年乃至东汉人的概括性描述。正如钱穆已经指出的，西汉经学高度发达，众说纷纭，至宣帝石渠阁会议以后才整合形成家派。[5]各家派经传说的特征和自战国至西汉的传授谱系，是宣帝以后儒生的追述。这些追述是在新出现的家法宗派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一定会有失真。要了解西汉经学的真实状况，必须研读出土的汉代儒书，特别是抄写于宣帝时代及以前的经学文献。
在出土汉代儒书中，《论语》有自身的特点，利于经学史的探讨。《论语》非经，却是学经的基础，传习很广。已出土的竹简《论语》就有三批，时代集中在昭宣时期，此外还有散见于西北边塞汉简中的断简残篇。出土《论语》诸书各自带着《汉书·艺文志》所谓齐《论语》或鲁《论语》的某些特征，但又存在区别于该系统的地方，无法用西汉末年以后人们所述的家法来概括。这恰是经学在西汉中期的实际面貌。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本《论语》包含今本所无的《知道》篇，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齐《论语》的特征。但它不等于《汉志》中的齐《论语》，更不是刘向校录的中秘藏本，而应该看作可能与王吉或昌邑王师王式有关的一个特殊文本。由此出发来观察其特点，才能准确认识它与后来的各家《论语》的关系，理解它在《论语》学中的位置，进而更新对汉代《论语》学的认识。
由于竹简保存状况不佳，仍需等待加固后进一步揭剥、脱色，拍摄正式照片，海昏侯《论语》的整理工作还只开了一个头。现在先根据初步释文，谈谈对这个本子的印象，然后试着举一些例子，与各本相比较，来说明此本的特点，略窥这一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情况。
一、特色与性质
初步统计，刘贺墓出土《论语》现存竹简500多枚，大部分有残缺。从少数基本完整的简可以看出，每简容24字，三道编绳，简背有斜向划痕。各篇首简凡是保存较为完整的，背面都发现有篇题，如“雍也”“子路”“尧”（对应今本《尧曰》）和“智道”等，都是在背面靠近上端的位置刮去一段竹青后题写的。由此推测，此书原来很可能是每篇独立成卷的。篇中分章抄写，每章另起一简，但未见分章符号。文字书写严整，不用重文、合文符号，也未见句读钩识。书风总体上庄重典丽，但不同篇章之间字迹似有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一手。
刘贺墓《论语》简保存状况不佳，完整简少而残缺严重，可释读文字约为今本的三分之一。现存文字较多的篇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而对应于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则尚未发现，《颜渊》篇是否存在也还不能确定。另外，全书尚未发现大题，“论语”这个书名是整理时根据内容拟定的。
此《论语》的文本与宋代以后的通行本（以下称“今本”）有不少差异，用字习惯亦不相同。如今本的“知”字在此本中皆作“智”，“政”皆作“正”，“能”皆作“耐”，“室”皆作“窒”，“氏”皆作“是”，“旧”皆作“臼”，“爾”皆作“壐”或“璽”；今本中表示反问的“焉”，此本皆作“安”；今本读为“欤”的“与”，此本皆作“耶”。此外，今本的“如”，简本多作“若”；今本的“佞”，简本或作“年”。简文还严格避讳“邦”字，一律改用“国”，如云“壹言丧国”，与今本不同。全书各篇用字习惯的一致，说明此本的用字应被有意识地整齐过，而整齐后的结果又与今本差别较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图一）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的“齐《论》”的某些特征。学者此前多将此本称为“《齐论语》”[6]，我也曾经推测它可能源出于西汉最重要的“齐《论》”学者王吉，是《齐论》系统的一个代表性传本。[7]这样说并非没有依据，但却可能误导读者将此本等同于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所见的“齐《论》”，而忽略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恰恰说明，在昭宣到元成这一汉代经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中，《论语》文本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汉书·艺文志》概括的三个系统能够涵盖的。
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据此，齐《论语》的解说只有王吉一人形成家派，王吉字子阳，《汉书》又称他为“王阳”；而鲁《论语》则有龚、夏侯、韦、扶、萧、张，家派众多。皇侃《论语义疏》序中引刘向《别录》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以传习者的籍贯划分学派。实则《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齐《论》大师中，五鹿充宗为晋人；鲁《论》大师中，萧望之是齐人，张禹是晋人（河内），龚奋出身不详，很可能也非鲁人。武帝尊儒以后，招揽经师会聚到长安，各地儒生纷纷进京求学，师徒相授也已经突破地域限制。《汉书·王吉传》记载他“少时学问，居长安”。王吉被推为齐《论》名家，其子王骏却传鲁《论》，《汉志》著录有《鲁王骏说》二十篇。张禹同样也是在长安求学的。可见，学派以籍贯分，只是大略言之，并不切合实情。不仅如此，各家之间未见有不容逾越的门户界限，学者可以左右采获，不必专守。读《汉书·张禹传》可知，鲁《论》各家中后来影响最大的“张侯《论》”，在文本和解说上应是张禹“采获所安”，自行辨析抉择的结果。对上述不同于《汉志》和刘向《别录》的史实，王素早有准确的论述。只是他将《汉志》的齐《论》、鲁《论》之分当做西汉中期已经存在的事实，因而将鲁地以外的人传习鲁《论》都看作学风“由齐转鲁”的结果[14]，这可能不是正确的解释。上述现象其实说明，晚至在元帝时期，《论语》的篇章、文本尚未最终固定为齐、鲁两个系统，学者在划分章句、选择文本和解说时还相当自由。
二、与其他西汉中期竹简本的比较
（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二十篇残本）
孔子曰：“不智（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智（知）礼，无以立也。不智（知）言，无……”（图三）
图三：“不知命"章残简
简文与今本及定州本的补入部分没有大的差异。出土编号与此相邻的简都属于《尧曰》，笔迹也与此相同。可以推测，这一章在海昏本中已经正式归入《尧曰》篇。这个特征，按照郑注和何晏集解来看，是属于古《论》的。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断定海昏侯本就是古《论》。
（二）、平壤贞柏洞汉简《论语》（《先进》、《颜渊》二篇）
20世纪90年代初，在朝鲜平壤市乐浪地区统一街建设过程中发现的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了约120枚《论语》竹简。同墓所出的还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簿》，由此估计，此墓墓主应该是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或之后不久下葬的乐浪郡属吏。《论语》简的抄写年代，也应在宣帝到元帝之间，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年代相近或稍晚。竹简未见在朝鲜国内公开发表，为学界所知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学者披露出来的39枚简。其中，属于《先进》篇的31枚，17章557字，《颜渊》篇8枚，7章144字。根据介绍和推测，尚未发表的简也都属于这两篇。[24]
根据学者对已发表简文的校读，可以看出平壤简本《论语》与今传本在文意上差异不大，但它在用字上与今本还是有不少出入。[25]有些是平壤简本独有的特征，比如“沂”写作“ ”，“哂”写作“讯”，用作连词的“而”以“如”字表示，等等[26]。还有一些是与定州简本、海昏简本两个同时期抄本或其中一本相同的，比如《先进》篇“颜渊死子哭之恸”的“恸”，三个汉简本都作“动”，用作第二人称代词的“爾”，三本都作“壐”；《先进》篇“子贡侃侃如”的“侃”未见于海昏本，但平壤本与定州本都作“衍”；表示排行的“仲”，平壤本、定州本都作“中”。这些现象说明，西汉中期流行的《论语》文本既有共同的早期文本特征，又有各自的特点，仅用齐、鲁、古三分法来划定它们的性质、来源是行不通的。
平壤本《论语》还有一处异文值得注意。《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首句中的“子路”，平壤本作“季路”[27]。《白虎通·社稷》引《论语》此章亦作“季路”[28]，可知这条异文至东汉初年仍然存在，并且被主流学者所采用，不是平壤本偶然的改动。定州本此处已残损，整理者的释文作“子路”，可能是参考了今本。旧说以为，子路此时为季氏宰，引荐子羔为季氏采邑费的邑宰。不过，如果这里要说子路引荐，不当称“使”。比较《雍也》篇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章，其中以季氏鲁国卿大夫和封君的身份，用“使”字方为恰当。由此推测，此章的“季路”本来也应作“季氏”，后来可能因下文有子路的辩解，而被当作“季路”之讹，继而又改作“子路”。可惜海昏简本中尚未找到此句，但海昏《论语》简文中“季氏”皆作“季是”[29]。“是”字与“足”形近，有可能被误当作“路”字的残文。
平壤出土汉简《论语》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仅有《先进》和《颜渊》。如果这就是墓中随葬《论语》的全部，那么可以说《论语》二十篇此时还未被视为绝对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像其他古书一样，可以单篇别行。海昏侯汉简也是每篇独立成卷，分别题名，不著篇次[30]。这也使传习者有可能更改篇序和增入新篇章。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来看，西汉中期的《论语》文本存在各不相同而又不同于今本的用字习惯，文本相对稳定但又尚未固化，篇章组合上仍有较强的灵活性，也存在单篇别行的情况。当时《论语》的流传状况，远不是三《论》并行可以概括的。
三、独特的异文：以“曾晳言志”简为例
以目前的印象，海昏汉简《论语》与今本文句相似程度较高，差异多表现在虚词和用字习惯上；但也有一些实质性异文，表达的意思与今本有重要差别，值得尽早介绍出来，提供给学界讨论。
这里要介绍的简文，属于今本《先进》篇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孔子让曾点（字晳）、仲由、冉求、公西赤四位弟子各言其志，表达如果为人所知，获得任用，想要有何作为。前三人都谈到如何治国，只有曾点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四人言毕，孔子唯独赞赏曾点之志，感叹道：“吾与点也。”此语被宋儒用于推说孔子的志趣，做了影响深远的阐发。但今本《论语》中的这段话在情理上原有难解之处，反映的孔子志趣在全书中也显得特殊。海昏侯汉简《论语》此处恰与今本有多处异文，可作不同于以往的解读，破解今本的疑难。
下面先疏通简文，然后探讨其中的异文。海昏汉简《论语》此简共24字，首尾完整，释文作：
童子六七人容乎近风乎巫𦏴而䢜子喟然曰吾与箴也三（图四）
图四：“曾皙言志”簡
今试加句读：
……童子六七人，容（颂）乎近（沂），风（讽）乎巫𦏴（雩），（滂）而䢜（馈）。”子喟然曰：“吾与箴也。”三……
“童子六七人”在简首，当接“冠者五六人”。“容乎近”，读为“颂乎沂”，指在沂水岸边朗诵。“风乎巫𦏴”，“风”通“讽”，“巫𦏴”就是今本的“舞雩”，是鲁国举行求雨祭祀的场所。“而䢜”，“”读为“滂”，是下大雨的样子，“䢜”读为“馈”，指馈飨神灵的祭祀。“喟然”下今本有“叹”字，文意无差。“箴”字原简中裂，缀合后字形清晰（图五），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曾晳之名“蒧”是同一个字的异体，段玉裁认为都是“𪒹”的省写，今本《论语》用“点”字，则是同音假借。[31]“三”下一句作“三子者出，曾晳后”，见于另一枚简。根据以上解读，曾晳所言之志是主持祈雨的雩祭之礼，礼成而雨澍。这与今本及汉代以来的通行解说相去甚远，需要进一步辨析。
图五：缀合后的“箴”字
海昏简本作“容乎近”的地方，《论语》今本、定州汉简本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浴乎沂”，平壤贞柏洞汉墓出土《论语》作“浴乎”[32]。“”通“沂”，指鲁国都城郊外的河流沂水。[33]“浴”字旧有洗澡、涉水、盥濯手足三种解释。东汉至唐代的经学家一般认为“浴”是洗澡，后文“风乎舞雩”的“风”读如本字，指在风中晾干身体。何晏《论语集解》录东汉初年包咸之说云：
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34]
皇侃《论语义疏》也据此阐释经文。这可以反映东汉以降的主流意见，但并不是所有人共同的看法。东汉王充在《论衡·明雩篇》中转述当时《论语》学者的通说：“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随之批评道：“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王充故意将暮春三月（建辰）说成是周正四月、夏正二月（建卯），是为了配合古书所记雩祭的时间[35]。即便按照包咸之说定在三月，在华北要下河洗澡并在风中裸身晾干，仍然不近情理。王充则将曾点所说的事解释为雩祭，认为“浴乎沂”指“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但“涉”与“浴”意思差别很大，其说难以让人信服。又有学者将“浴”解释为在水边祓除。蔡邕《月令章句》引述《论语》此文之后说：“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36]这是将“浴乎沂”当作祓除仪式，只需洗濯手足。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用此说，云：“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他又补充说，沂水“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显然是为了应对天凉不宜洗濯的质疑。[37]韩愈则索性认为“浴”是“沿”的讹字[38]，改字作解，失于武断。清代以来学者多取朱熹之说。可是，“浴”解作盥濯祓除也很牵强。《说文》：“浴，洒身也。”这里的“洒”是古“洗”字，在《说文》中与“涤”互训。可见，许慎认为“浴”本义是用水洗去身体上的污垢，不能理解为仅用手足接触流水。这样，“浴乎沂”与暮春天气的矛盾仍然难以解决。因此，简本的“容”字不宜直接根据今本读为“浴”，而应该寻找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将“容”读为“颂”，指郑重地朗诵，是比较自然的。“颂”、“容”两字古书经常通用，段玉裁论之已详[39]。“公”为见母东部字，“谷”为见母屋部字，声母和主要元音相同，作为声符在战国秦汉时期常被混用。“颂”籀文作“𩔜”，从“容”，而“容”字《说文》古文作“㝐”，从“公”得声。与“颂”相通的还有“讼”字，《说文》古文作“䛦”，“从言谷声”。写成从“谷”的“容”字和“浴”一样是余母字，声符相同，被汉代人读为“浴”，是情有可原的；但若读为“颂”，则不会有春凉难以洗澡的疑难，更为合理。海昏汉简《诗》的目录中有“颂卅扁（篇）”、“商颂”，而“鲁容”、“周容”则皆以“容”字表示“颂”[40]。这也是《论语》此简的“容”字当读为“颂”的有力旁证。
“容（颂）乎近”的“近”字，左半残缺，右半部分“斤”下有一捺笔，据此推测左边应是“辶”旁。“近”可以按照通行本读为“沂”。
“风乎巫𦏴”的“风”，古人已经提出当读为讽诵的“讽”。王充解释“风乎舞雩”说“风，歌也”[41]，同为东汉人的仲长统也说“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42]，都是读“风”为“讽”。“巫𦏴”，今传各本都作“舞雩”。“𦏴”是“雩”的异体字；“巫”通“舞”，也可读如本字。《论语·颜渊》篇记“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事，可知“舞雩”为地名，应是举行雩祭的场所，古人认为在鲁城门外沂水南岸[43]。曾晳说要在沂水边朗诵，在雩祭之所歌唱，所指的应是行雩祭之礼。
“而䢜”的“”字从红外扫描影像可见左边是“水”旁，但右半部分被污物遮挡，经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重新清洗拍照，可以认定从“丙”（图六）。“”字不见于字书，很难解释。如从今本读为“咏”，在文字学上可以讲通[44]，但联系上下文并考虑意符“水”旁，我倾向于读为“滂”[45]。滂，指雨水丰沛的样子。前文既然讲行祈雨之礼，此处以大雨落下为结果，文意顺畅。
“䢜”是“归（歸）”的异体，《论衡·明雩篇》引此作“咏而馈”[46]，《论语》郑玄注本亦作“馈”，郑注云：“馈酒食也。鲁读‘馈’为‘归’，今从古。”[47]可见郑玄看到的古文《论语》作“馈”，今本作“归”是依据了郑玄所谓的鲁《论》。周家台秦简中记载祭祀先农之法，要设祭饭、斩豚耳，祝词说“岁归其祷”[48]，“归”显然指祭祀上食，读为“馈”。这也可以佐证《论语》简文中的“䢜”应读“馈”，指祈雨如愿后进行祭祀，用酒食馈飨神灵。
从在水边坛上讽诵求雨之辞，到大雨应祷而至，于是祭祀馈飨，构成了完整的雩礼过程。这是曾晳自述如果得到知用想要做的事。孔子问诸生之志，子路等三人都高谈治国之术，而曾晳的回答过去被认为只是沐浴、风凉、歌咏等行游之事，显得答非所问，十分特殊。程颢因此对曾点评价极高，说他特立独行而不掩饰，“真所谓狂矣”，而又“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49]。朱熹进一步阐发，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50]，认为狂放作答显示出天理战胜人欲之后的从容态度，这样洒脱放达的气象，正合圣人之道。程朱的阐发对宋明儒者影响很大，但清代以后受到学者批评，以为流于虚浮[51]。钱穆也认为这“有失《论语》原旨”，将之归咎于禅学的影响[52]。现在我们知道，程朱称许曾点只是依据了汉代学者对《论语》的读法之一。海昏侯汉简《论语》体现了汉代的另一种读法，曾晳要做的是通过祭祀之礼，在春旱时求得澍雨，造福于民。这个回答更加平实切题，也符合本章后文中孔子所主张的“为国以礼”。
比较上面这段短短的简文，也可以说明，齐、鲁、古三系之分难以解释出土西汉《论语》各本与今本之间的异文。此简“容乎近”一句，今本和定州简本作“浴乎沂”，平壤本“浴乎”，互不相同；今本“咏而归”处，三个汉简本又都作“归”或“䢜”，不作“馈”，异于郑玄所谓的古文本。可见，此章在汉代至少存在用字用词不同的四个文本。齐、鲁、古三系的区分和定型在西汉中期还没有完成。如果分析更多的异文，《论语》文本和篇章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汉儒对孔门思想的不同理解会更加清晰起来。
《论语》文本在何晏《集解》以后逐渐定于一尊。宋以后学者研读的《论语》正文都源出于《集解》。如果《集解》对异文的选择不当，那么后人对《论语》义理的解释就有可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思想的创见固然往往源自误读，但从源头上澄清误解，仍然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务。这样做并不贬损后世创说的意义，却有助于把某个时代的思想归还到它本来所属的时代。这是研究西汉中期《论语》文本的学术意义之一。
四、《知道》篇举隅
刘贺墓出土《论语》中特有的《知道》篇，是学界尤为关心的。不过，要厘清此篇的结构、内容却相当困难。因为，《论语》简出土时与一些性质不明的竹简混杂难分，字迹也相近。这些竹简有的抄写有与今本《礼记》中《中庸》、《祭义》等篇相同的文句，有些内容则不见于今本《论语》和《礼记》。后者中应有一部分属于《知道》篇，只是这部分的起讫目前只能从出土位置来推测，很难准确地划分出来。
现在能够确知是《知道》篇内容的，首先是已经发表的含有“智道”篇题的一简，应是这一篇的首章（图七），简文作：
孔子智（知）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图七：《智（知）道）》篇首章
此前学者已经指出，这段文字也见于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论语》残简，在《孔子家语·颜回》中又有化用本章后半部分的内容。[53]《韩诗外传》中也有“孔子知道之易行”一语，可见是此语在西汉流传颇广。
此外，前文提到还有一简简背草书“起智道廿一”五字，此简所在的一章应属《知道》篇（图八），其文云：
后军问于巫马子期曰：“‘见其生，不食其死。’谓君子耶？”曰：“非也，人心也。”后军曰：“也不与焉。”巫马子宽曰：“弗思也。”后军退而思之三月，曰：“亦弗食也。”
图八a：“后军问于巫马期章”正面
图八b：“后军问于巫马期”章背面
文中涉及两个人物。后军名，其人不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有后处，字子里，可能与他有关。另一位巫马子期，即巫马施，比孔子小30岁。《仲尼弟子列传》称他字子旗，《孔子家语·弟子解》则称他字子期。此章下文中的巫马子宽，应该也是他，“宽”与“施”可以互训。巫马子期在孔门弟子中表现不算突出，在《论语》二十篇中仅见于《述而》“陈司败问于孔子”章。此外，《吕氏春秋·察贤》有他与宓子贱的对比，《韩诗外传》卷二载有他与子路的对话，《孔子家语·弟子解》也记载有他与孔子的问答。在《知道》篇的这一章中，他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回答后军的问题并且最终说服了他。巫马子期告诉后军，见到动物的活着的样子，就不忍心吃它，这并非君子所独有，而是人人都有的心理。起初，后军不信，巫马子期便让他回去思考。过了三个月，后军终于同意了，说自己也不忍心。
此章主旨是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故事虽然独特，但所谈的命题在儒家学说中是常见的。《孟子·梁惠王上》云：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大戴礼记·保傅》述三代之礼曰：
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贾谊新书》中的《礼》篇有类似的话，称：
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
马王堆帛书《五行》第十五章“说”的部分也有“见亓（其）生也，不食亓（其）死也”之语，池田知久指出是根据了《孟子》。[54]孟子所言意在解释和阐发齐宣王见到将用于衅钟的牛以后生出不忍之心，是仁的表现，而又归结到《礼记·玉藻》中的“君子远庖厨”。孟子在特定的语境下说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应是原创。《知道》篇此章中，后军针对“见其生，不食其死”一语，提问是否专就“君子”而言。可知此章是基于“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食其死”这句现成的话而创作的，很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思孟学派”的儒者在《孟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伪托成孔子弟子的对话。
战国秦汉之际，流传着很多关于孔门言行的记述，有不少现在还保留在《礼记》、《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各类传世文献中，也见于定州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北大汉简《儒家说丛》等。它们的体裁和内容有很多与《论语》相似之处，却不属于今本《论语》的范围。如果《论语》的篇章在西汉中期还没有最终固定，这些孔门言行不是没有可能被加入到《论语》中来。今本《尧曰》中的“不知命”章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谓齐《论》中的《问玉》、《知道》两篇中的各章，很可能就是在西汉中期被编入《论语》的某些传本的。
《论衡·正说》中有一段关于《论语》学发展的话，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述颇为不同，十分重要。其文曰：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初（原作“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此下原有“二”字）、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始（原作“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
这段话文字颇有讹误，今据武内义雄，将“敕”改为“初”，“女”改为“始”，据孙人和，删去“鲁”下的“二”字，稍加疏通。[55]大意是说，孔门弟子记载师门言行，原本数量很多，达到数十百篇。汉代以后，经过亡佚，又从孔子壁中得到二十一篇，在齐、鲁、河间找到其他九篇，合为三十篇。但由于昭帝时用汉隶释读转写的只有二十一篇，其余各篇就亡佚了，只剩下二十篇或二十一篇。
王充的这段话应是站在当时世传不广的古《论》学立场上说的，所叙述的《论语》学发展史与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可谓迥异。王充认为《论语》完全是汉兴以后重新发现的古文本，自不可信，但他说《论语》的定型晚至宣帝以后，是可以在出土汉简《论语》中得到印证的。
王充又说，原来的齐、鲁、河间九篇分散亡佚，反映出《论语》二十篇固定下来，经历了篇章从多到少的淘汰过程。这点也值得重视。前面提到，海昏《论语》简出土时与今天归入《礼记》的某些篇章以及一些暂不知归属的简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既然《论语》曾被称为“传”，与上述内容本非泾渭分明，那么，出土时混杂难分的状态，正反映出西汉中期儒家传记类文献的实际情况。
随着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今后要继续发现和分析刘贺墓出土《论语》的文本特征，还要思考它与同出儒家传记类文献的关系，分析它们在内容、形制和出土位置等方面的关联，以期获得更加深入、可靠的新认识。
新材料的独特价值，尤其在于其中呈现的新现象溢出了旧的框架。学者应该努力把捉这些“溢出”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和新解释，创造出新学问。上面的讨论试图说明，齐、鲁、古三《论》的划分不符合西汉中期的情况，应从出土文献包含的早期文本出发，讨论学术史的变迁，理解学派区分观念的形成，而不是反过来。
工作尚未到位，所论还十分粗疏浅陋，恳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1]《汉书》卷七五《夏侯始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4页。
[２]《汉书》卷八八《王式传》，第3610页。
[3]《汉书》卷八九《龚遂传》，第3637~3638页。
[4]《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58~3066页。
[5]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一〇《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设与家法兴起》，《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5~220页。
[6]杨军、王楚宁、徐长青《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年第12期，第72~92页。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11期，第92页。
[8]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四，《汉制考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华书局，2011年，第188页。近来又有学者在汉代边塞中发现可能属于《论语·问玉》篇的残简，见王楚宁、张予正《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整理》，《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1日第6版。
[9]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7~3352页。
[10]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自序第4~5页。
[11]此前学者早已有类似的观点，参看张蓓蓓《关于“张侯论”的一些问题》，《孔孟月刊》第26卷第3期，1987年，第39页。
[12]郑注今佚，“改鲁从古”的注文见于陆德明《论语音义》所引及近代发现的唐写本《论语》郑注，参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一文以及王素后来的整理和研究，收入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何晏《论语集解叙》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陆德明《论语音义》亦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50页），但所引仅有以古校鲁，未见注明齐《论》异文。吴承仕推测“或齐《论》初无异本，非同于鲁则同于古耳”（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25页），可备一说。我认为何晏《集解叙》所谓“考之齐、古”主要是指参考齐《论》、古《论》的解说，现在可以确信用于校订文字的则只有古《论》。
[13]参看金谷治《郑玄与〈论语〉》，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237~238页。
[14]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3页。
[15]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释文选》、《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简介》，《文物》1997年第5期，第60~61页。这部《论语》的整理本又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胡平生、徐刚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第18册《河北卷》，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409~1560页。
[16]李学勤《定县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260页。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第60页。
[18]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9~470页。
[19]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3辑，第460~463页。
[20]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简帛研究》第3辑，第465页。
[21]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391页。
[22]可惜目前还看不到双行小字抄写此章的笔迹风格与其他部分是否一致。
[23]整理小组最早提出这是一部“古本《论语》”，但又说它是“鲁论、齐论、古论三论并行时的一个本子”（定县汉墓整理小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第11页），可见当时所说的“古本”只是相对于今本而言的泛称。我在此用“古本”一词，是指此本的传抄要早于齐、鲁、古三论概念的形成。这与当初整理者的看法是不同的。
[24]参看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竹简〈论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第174~206页。
[25]参看单承彬《平壤出土西汉〈论语〉竹简校勘记》，《文献》2014年第4期，第33~45页。
[26]魏宜辉《汉简〈论语〉校读札记——以定州简与朝鲜平壤简〈论语〉为中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4年，第312~313页。
[27]今本首句中的“后”，平壤本作“费”，学者已有说，不赘。见单承彬《平壤出土西汉〈论语〉竹简校勘记》，《文献》2014年第4期，第41~42页。
[28]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社稷》，中华书局，1994年，第88页。这条引文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厉承祥提示，谨此致谢。
[29]海昏汉简《卜姓》中的“氏”也都写作“是”，见赖祖龙《海昏竹书〈卜姓〉〈去邑〉初释》，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8~269页。
[30]前文提到，有一枚简简背写有“起智道廿一”五字，字体草率，应是使用者后加的。《智（知）道》篇正式的篇题“智道”二字下并没有序数。
[3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黑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88页上。
[32]定州汉简本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53页。今本据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30页下。
[33]参看魏宜辉《汉简〈论语〉校读札记——以定州简与朝鲜平壤简〈论语〉为中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第312~313页。
[34]阮元校刻《论语注疏》，第5430页下。
[35]对此，前人已经驳斥其非，参看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一五《明雩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673~678页；赵翼《陔余丛考》卷四“浴乎沂风乎舞雩”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76~77页。
[36]《续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引，《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1页。
[37] 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先进》，《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
[38]《论语笔解》录韩愈说，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三《先进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808页。韩愈将暮春三月理解为周正三月、夏之正月，那当然绝无下水洗浴的道理，也谈不上洗濯祓除了。不过，正月天气寒冷，与原文所说“春服既成”矛盾，“周三月”之说应是误解。
[3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下《宀部》，第340页上；九篇上《页部》，第416页上。
[40]参看朱凤瀚《海昏竹书〈诗〉初读》，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87页。
[41]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五《明雩篇》，第675页。
[42]范晔《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4页。
[43]《水经注》云：“沂水北对稷门，……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见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五，中华书局，2007年，第593页。
[44]从“丙”得声的字有通假为“永”声字的例证。如《诗·卫风·考盘》“永矢弗谖”“永矢弗告”、《木瓜》“永以为好”，阜阳汉简本“永”皆作“柄”。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
[45]从“丙”得声的字与从“方”得声的字通假，简帛古书中例子很多，参看白於蓝《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2~1017页。此不赘述。
[46]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五《明雩篇》，第676页。
[47]见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374页。
[48]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
[49]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二《明道先生语二》“戌冬见伯淳先生洛中所闻”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36页。
[50]朱熹《论语集注》卷六《先进》，《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51]参看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三《先进下》，第816页。
[52]钱穆《从朱子论语注论程朱孔孟思想歧点》，《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0~158页；又，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53]杨军、王楚宁、徐长青《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年第12期，第73页。
[54]池田知久《马王堆帛书五行研究》，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6页。
[55]参看武内义雄《论语的新研究》，《武内义雄全集》第一卷《论语》篇，角川书店，1978年，第75页；孙人和《论衡举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4~135页，又见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八《正说篇》所引，第1137~1138页。